刘志军

　　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，提出2020年基本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，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间，促进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的目标。

　　但公众对此难以乐观。自1936年法国在全球率先对工薪阶层实行带薪休假制度以来，这一制度已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奉行。1948年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更是将“定期带薪休假”认定为个人的基本权利。然而，尽管我国早在1994年就把“带薪休假”制度郑重写入《劳动法》，并于2008年实施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，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劳动者而言，带薪休假至今依然是照不进现实阳光的理想。

　　相关民意调查显示，“法律不健全，单位可以不遵守”、“劳资双方不对等，员工没有话语权”和“已经形成社会风气，大家都不休”被认为是带薪休假制度难以落实的最重要原因。

　　这些因素固然在理，但并不是全部原因或者根本原因。法制可以加强，员工也有法律上的自由，风气只是从众的结果。不过，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张力与现实刚性约束，恐怕非个人能够逃脱，也不能依靠行政力量消除。

　　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，很多人都会认为很难。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、就业竞争日趋激烈、劳资地位严重失衡、人均抚养比高企的大背景下，带薪休假只能是很多劳动者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梦想。在很多普通的劳动者看来，保住饭碗远远胜过争取休假的权利，在满足基本的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民生需求之前，并不能奢求休假式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　　由此看来，要将带薪休假这项写在纸上的权利变成现实，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就能够解决的。在社会经济没有充分发展、劳资关系没有趋向平等、基本民生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前，再强势的政府也难以落实纸面上的带薪休假权利。既便是日本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，在经济低迷的今天，也并不能事实上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带薪休假权利。除公务员普遍能享受带薪休假外，日本公司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情况不一，一些公司常以工作太忙、人手不够为理由剥夺员工的休假时间，对员工休假需求置之不理，使带薪休假规定成为一纸空文。

　　尽管诸多论者已经怀抱美好的期许，提出形形色色的落实带薪休假的对策建议。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，带薪休假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直接产物。这一制度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在全球铺开，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、民众需求层次的提升密切相关。人们提出的加大制度推行的力度、规范用人单位的各项制度、增加必要的硬性约束、对一些操作细节进行完善等，都只能是经济社会实力支撑下的具体操作策略。

　　纲要将基本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时间设定在七年后，可以说已注意到近期推行这一制度不可避免面临的现实阻力。对此有人提出“到底谁不愿落实”的诘问，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提出到何时落实这项制度，而是现实可以支撑国家最早在何时落实这项制度。▲(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)